“如果还是按传统农业方式应对现在的‘三农’问题，是没有出路的。”长期研究农业经济学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认为，我国应放弃以价格支持手段补贴农业，除保留农机具购置补贴，将其他补贴统统调整归并，按土地面积补贴。

       所有国家对农业都有补贴，我国亦不例外。柯炳生介绍，我国从2003年开始，建立了农产品四项补贴和支持价格的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在前些年中，较好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我国粮食生产获得“十一连增”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但时过境迁，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补贴对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作用显着减弱;与此同时，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却全面高于进口产品的价格。“直接后果是导致大量进口，同时国内产品出现卖难，国家库存大幅度增加，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进而导致国家库存补贴大幅度增加，不堪重负。”他说。

       2014年，我国又开始改革价格补贴方式，在大豆、棉花试点目标价格制度，政府不再直接收购，让价格随行就市，再补贴差价给农民。但柯炳生研究发现，试图通过目标价格来摆脱托市收购造成的困境，也是行不通的，国家财政补贴代价巨大，而解决问题效果并不明显，甚至适得其反。

       “无论是现在作为政策主体的托市收购，还是作为改革方向的目标价格补贴，都是通过行政手段改变价格关系，使得资源的配置不合理。这样的政策，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的翻版表现，是无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的。”柯炳生认为，要从根本上化解目前的困境，关键是要按照中共三中全会的改革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

       “这就是桥归桥，路归路，让补贴与价格分离。”柯炳生具体建议道：保留农机具购置补贴，而将所有的其他补贴归并到一起，建立土地面积补贴，即每个农户获得的补贴，只与土地承包经营的面积挂钩，而与种植的产品和价格无关。这样的补贴政策，对农民提供了收入支持，不扭曲市场，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并且操作极为简单易行。

       柯炳生表示，按土地面积补贴不仅补贴效率高，还可以让市场价格信号指导农民，实现地区比较优势和国际比较优势，在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同时，更科学合理地调整农产品贸易结构。我国土地面积紧缺，合理的农产品贸易结构是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例如大豆、油菜籽、棉花等，生产其他高亩产或高附加值的产品，例如玉米、蔬菜和水果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这样的贸易结构会自动形成。”他乐观地表示，用土地补贴来取得现有的各种扭曲市场的补贴，就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有限的农业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