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号文件”的核心内容和关注点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是“农村”,其次是“农业”
通过词频分析,2015年“一号文件”中提到次数最多的词是“农村”共计141次,其次是“农业”96次。总体虽然“农民”排在了第六位,但是从词性来排序,名词的前三位的正是“农村”、“农业”、“农民”。这说明,”一号文件”的的核心对象就是“农村”、“农业”和“农民”。
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近年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农村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依然较低,农村的人居环境还需要大力改善。
对此,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一号文件在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还强调公共服务水平及文化建设,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传承乡村文明,实现由“物”到“人”的转变,内涵更为丰富。在推进路径上,文件首次提出“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农村建设”,这将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广阔的资金渠道。
“一号文件”的关键词 出现频次越大字号越大
高频词核心联系词是“推进”
对高频词之间联系进行分析,发现有一个词成为了所有高频的词核心,几乎与所有的高频词发生联系,这个词就是“推进”。从总的概念上来说,要推进哪些内容呢?“一号文件”的答案是“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首先这解释了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原因,从去年的农村工作会议的公告中,我们也看出“推出农业现代化的意思”,是因为农业现代化成为了“四化”的短板,为了推进“四化”的同步发展,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来补足“农业现代化”。从“一号文件”的精神来看,“推进农村现代化”也是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指出,一号文件在第一部分对推进农业发展转变方式进行了详细阐释和论述,从增强粮食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推进农业生态治理等方面提出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具体路径,提出了很多详细的举措和部署,极具针对性和指导性。
“一号文件”的高频词社交关系图
相比较去年的“一号文件”哪些名词在词频上有了重大提升?
“政策”从去年的第10位名词(23次)提升至今年的名词第4位(41次)。这说明今年的一号文件“政策”调整力度要显著强于去年。
“法律”在2014年“一号文件”中仅仅提及4次,而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却提到了23次。2014年出现土地的地方仅仅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1次,“土地法律法规”3次。而今年的“一号文件”中,法律集中在“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这一大内容点下。其中出现在农村法律体系1次,农村产权保护5次(含土地流转政策),农村市场制度4次(市场运行、食品安全);三农保护制度(防污染、金融保险制度等)4次,农村改革方面则达到了惊人的8次(改革法律、立法以及法律服务等)。
李国祥认为:“国家通过政策来发力,农民收入过去长时间徘徊的局面结束了,就是说快速的增长,我们实行了“十一连快”,这种快速增长重要的因素是政策的因素,这个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断。尽管我们进入新常态以后增长速度没有过去那么快了,但是我们仍然要加强惠农的力度,农民实际上收入差距现在来说还是比较大,尽管这几年一直在缩小,但是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比较低,绝对差额还是在扩大,这样就影响了我们整个经济向消费的增长经济转型,也影响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所以怎样把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延续下去,城乡居民收入持续的缩小,我们一要靠政策,第二找出新的途径,让我们的一、二、三产业实行融合,让农民能够分享到更多的利益。这次中央一号文件就是说,过去发挥作用的这些政策不能减,当然这次政策我们还是希望进一步改进,在农民增收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希望探索一个新的途径。”
“法律”字眼的频繁出现,可以是与“依法治国”的方针政策相连。一方面是去年已经进行探索的土地法律法规等制度,今年可能有实质性的重大发展,而对于农村法律的改革,将成为今年的重点内容。
相比较两年的“一号文件”,动词方面有哪些变动?
2015年“一号文件”“改革”动力强劲
“改革”从2014动词榜的第8位(31次),冲到2015年动词榜的第4位(46次)。而“完善”从2014年的第3位(36次),回落到了第六位(42次)。这说明,2015年还是有很多政策、法律需要“完善”,但“改革”的步子和动力,更加强劲了。
“对全面深化改革,一号文件提出‘完善顶层设计,抓好试点试验’的原则要求,并提出了多项改革举措。”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经所所秦富分析说,文件对如何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以及农村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这“三块地”的改革方向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文件部署的这些改革,意在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被长期压抑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和农村产权,实现其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让农村‘沉睡的资本’活起来,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说。
“保护”词频大幅提高
“保护”词频从2014的(19次),而今年出现了29次。今年“保护”的词频主要出现在生态保护和以补贴保护农民方面。这其实是中央看到了2014年农业受到进口市场冲击的现象,对农民的利益将加大“保护”的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粮食方面的补贴,因为受到“黄箱”政策的“天花板作用”,补贴方面的空间已有限。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曾做出承诺,中国对于农业的补贴不得超过当年农业生产总值的8.5%。这个补贴额度称作黄箱政策。中国目前已有的补贴水平,已经将近粮食总产值的10%,补贴空间已经用尽。这意味着,今后中国基本没有通过大幅度提高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价来提升国内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可能。
“我们看到,种植业对农民增收贡献已经降到四分之一以下,这种情况下,农业支持政策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成为一个新的挑战。”陈锡文分析说。
“在外部环境上,一号文件提出优先保证农业农村投入、提高农业补贴政策效能,来促进农民增收。”中国农科院农经所所长秦富指出,在农业投入中,我们要明确一个原则,那就是不仅要把财政支农的蛋糕做大,而且要在加强资金整合、提高使用效率上下功夫。因此,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创新涉农资金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切实加强涉农资金监管,建立规范透明的管理制度,杜绝任何形式的挤占挪用、层层截留、虚报冒领”,意义深远。
关于一号文件的后续执行的问题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敬学认为,一号文件的执行必须有法律保证,要做农业发展整体规划,否则,缺少连续性政策就可能演变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期药方。
这也得到中国农业大学张正河教授的认可:“必须针对一号文件做一个评价指标和落实指标保证文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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